| 中国金融改革的他山之石 |
| 2015-3-17 |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中。这一年一度的政治盛会也被誉为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深化金融改革、中美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合作等成为了当下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人民网记者两会期间就上述话题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原副主席、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进行了独家专访。
科恩在专访中表示，中国经济总量终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方面的博弈可以实现双赢；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前景乐观。
以下是专访实录：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GDP增长目标是7%左右。该增长率虽为中国近20年来最低，但仍为美国GDP增长率的近3倍。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久前发布的报告，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您认为这里面有没有炒作的成分？
科恩：我认为中国有远远多于美国的人口。我希望中国继续发展下去，人民能够更加富裕并且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未来会有超越美国的这么一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五倍于美国的国家，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大问题。我的意思是，这说明了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人口数量远大于美国的大国，并且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方面值得称道。
记者：那么您确实觉得说中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有些夸大其词了？
科恩：是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很好。中国人口那么多，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上，中国经济总量终会有超越美国的这么一天，这顺理成章。
记者：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有些美国人会如此热衷于炒作这件事儿。您认为这是否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思维有些关系？
科恩：中国什么？
记者：“中国威胁论”，您知道，简言之就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威胁。但有观点认为，中国只是美国的假想敌，并没有对美国真正构成威胁。把中国作为假想敌能够增强美国的危机感。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美国人刻意地不断持续夸大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炒作的原因。您认同这一说法吗？
科恩：是的。不过你问的是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这不是我的专长。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认为我更有能力回答你提出的关于经济的问题。
记者：好的，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关于经济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外交方面的，关于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及其与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间的关系的？
科恩：我对中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了解得还不是很多。
记者：没关系。您知道，有人把中国在亚洲地区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视为对美国在该地区拥有的支配地位的威胁和挑战。您认为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经济上的竞争是一个“零和博弈”，还是如果处理得当能够成为一个双赢的局面？
科恩：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中美两国在亚洲地区经济方面的博弈可以实现双赢。
记者：谢谢您的耐心回答。我知道这仍然是一个多少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但接下来的问题会是百分之百纯粹的关于经济的问题。我们刚才谈的是经济竞争，现在来谈一下合作，更具体地说是中美两国在金融方面的合作。
您知道，金融合作在整个中美合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已经就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达成共识，包括在影子银行、场外衍生品交易、跨境审计监管和会计准则等领域的合作。作为一位美国金融专家，您如何看待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间的金融合作潜力？
科恩：我认为中美金融合作颇具潜力。我们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认为中美两国均会从两国之间资本、产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中受益。尽管这种自由流通使得两个国家都向市场力量开放，但那是短期的市场力量。我认为，两国的合作与共同应对那些市场力量将构筑出一个更为稳定的体系。
因此我认为，中美两国在构建更为开放和稳定的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方面有着共同利益。所以我认为中美两国在金融方面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
记者：为推进经济改革，李克强总理在新近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中国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您作为美联储资深专业人士40年来的经验，在放开金融管制的过程中，美国在这方面过去的经验中有哪些是中国可以借鉴的？
科恩：我注意到，美国放开存款利率管制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出于许多与中国当下正在经历的放开管制现象相同的原因，这一举措是绝对必要的。原因即为在银行存贷系统外存在其他存款机构。这种非居间化在银行存贷系统里造成了一定的扭曲，因此需要放开利率管制。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金融系统稳定性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为一些机构确实没有能力负担更高的利率，就是这些在美国引起了麻烦。
因此，我要提醒中国的是，继续放开存款利率管制，这很重要，但要确保那些正在支付更多市场化的利率的机构有足够的收入、资本和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更多的基于市场的资金来源。我认为，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绝对必要的，但操作起来需要按阶段逐步放开以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中国可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中借鉴的第二点是，要认识到中国监管机构高度系统性集中的重要性。同美国一样，中国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有着不同的监管机构，并且，同美国一样，中国的央行也责任重大。我认为，这些监管机构共同作用以确保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每个监管机构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那么不利于金融体系安全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可能会发生监管套利，资金可能在金融市场各个领域间流动，如果无人退后一步并统观整个系统，金融系统的易损性就会不断积聚，这也是发生在美国2000年后这十年里的事件之一。我们当时的易损性部分积聚在银行系统里，但另一部分在银行系统之外的影子银行系统里，正如你们中国也有影子银行系统一样，这就需要有人统观全局了。
这些就是基于我个人经验的，在放开金融管制方面中国能够从美国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以借鉴的，主要的两点是，继续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但仍应加以把控，还有就是要重视监管机构的系统性集中。
记者：除放开利率管制外，推进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需要逐步放开汇率管制，此政策已在实施。您对中国的汇率改革有什么建议？
科恩：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日益增强，我的建议是，继续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认为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调整其依赖出口和信贷资本支出的需求，将其转向为更多地依靠消费的需求。我认为中国采取这一举措对于世界经济来讲非常重要。
我觉得进一步增加的人民币汇率弹性能够吸收一些来自全球经济的震荡，并能够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对支出进行再分配。这将会使一切都更加稳定。
因此，我强烈赞成中国继续推进更加自由的，更少对市场进行干预的汇率制度。我认为中国将由此受益，全球经济也将由此受益。
记者：最后，在中国需要完成的诸多金融领域的改革中，开放资本账户或许是最需要兼顾各方的，慎重处理的一个改革项目。您能否就此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
科恩：我确实认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我还认为，在那些有可能获得海外资金流入和向海外进行资本投资的机构具备管理上述资本流入流出的能力之前，不宜开放资本账户。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在这方面曾出现过问题，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当时就是因为在本国金融机构尚未准备好的时候，资本市场就开放了，这导致了金融系统的易损性积聚。举例来说，本国金融机构借入美元却以其当地货币投资，导致其投资组合严重不平衡，不具备足够的风险管理能力。
因此，我确实认为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对于中国帮助自身金融系统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会很重要；同时，放开管制将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投资渠道、拓宽融资渠道。但这应以维护金融系统的方式推行。因此，对于金融系统尚未准备好之际就放开资本流动这种做法需要谨慎对待。
所以我认为，对金融系统放开管制，强化系统，放开资本流动，所有这些都应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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