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农产品卖难须建立长效机制 |
| 2012-11-6 |
针对近日部分地区发生的蔬菜“卖难”问题，商务部紧急启动农产品“卖难”应对工作机制，建立解决蔬菜“卖难”和“买贵”的长效机制，完善蔬菜流通体系，并建立蔬菜流通链条。
“菜农就不能挑些别的蔬菜种吗，为嘛都种一种菜呢？”在看到“山东等地大白菜6分一斤没人买”的新闻后，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但是，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菜农们却表示很无奈，因为到了种植季节，他们也不知道种什么才好。“如果换个品种，赔了的话怎么办？”
“不能让农民今天种这个，明天种哪个，农民很难把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只是强调加强农产品市场的信息工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价格波动问题。在他看来，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在顶层设计、引导微观主体和有效干预等方面进一步积极探索。
“种难”：不知道种什么
“我们这儿主要种植青椒，目前一天的供应量在20万斤到60万斤之间。今秋青椒价格一直徘徊在每斤0.3元—0.6元的低价位，这个价格卖出去农民不赚钱。”湖北省麻城市宋埠镇凤凰农资的工作人员张亚斌对本报记者介绍了当地青椒的销售情况。因为长期与农民打交道，他对当地的蔬菜种植情况十分了解。
既然青椒价格卖不上去，农户有没有考虑换个品种种植？张亚斌表示“很难换”，他向本报记者解释了难换的原因。
首先，就算有农户想换个品种，也不知道种什么。另外，张亚斌表示小规模的种植并不利于蔬菜销售，如果要大规模换品种，需要进行一些规划。“我们几千亩的菜地，不只是种青椒，那拿出多少地种别的蔬菜？选几种来种植？这些都没有人帮忙规划。”张亚斌说。“再者，当地农民一直种青椒，就算今年赔钱，但大家心里还有点谱，换了品种后万一赔得更多怎么办，没人管你啊！”
“卖难”：销路在哪里
“我们的想法很实在，多来点菜贩，把菜收走就成。”这是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白沙镇菜农张长伟唯一的期望。
因为好种、好管理，张长伟所在村子有近千亩菜地种的全是黄花菜，已经种植了十几年。据张长伟介绍，去年黄花菜的行情很好，最高卖到了1块多钱一斤，但今年价格降至0.4元，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菜贩子来收购。
除了给往年来过的菜贩打电话，张长伟没有任何办法进行销售。目前，张长伟只联系到了两三个菜贩。
至于网上的收购信息和种植信息，张长伟则完全不知情。“村里只有几个年轻人会上网，一般种菜的都不会那东西。平常忙了一天，晚上累得只想睡觉，也没工夫学。”他说。
为什么自己不想办法往城里推销？对记者的这个疑问，张长伟表示一方面平时太忙，根本没时间往城里跑；另外，就算想到城里去卖，菜农们都是农用车，也不允许进城。
仅靠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建设还不够
■专家建言
□受访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看待一些地方蔬菜滞销现象？
李国祥：市场机制下必然会出现价格的起起落落，这很难避免。今年良好的气候条件、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回落和季节性波动三个因素叠加起来，也造成了此次特殊的“卖难”现象。随着天气变冷，“卖难”的问题会逐渐缓解。
中国经济时报：应如何解决农户“种难”和“卖难”的问题？
李国祥：只是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工作，让农民利用农产品市场信息进行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并不能解决农民盲目生产和农产品市场过度波动的问题。面对农产品价格过度波动，政府需要在顶层设计、引导微观主体和有效干预等方面进一步积极探索。
首先，从国家层面上做好规划，促进产销平衡。不仅要确定蔬菜的种植区域，还要在保证种植的基础上，为生产出来的蔬菜找到对应的销路。
其次，要加强组织创新，鼓励农民把农产品拿到城市去销售，这就需要将产区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一方面加快合作社建设，进行规模化、组织化生产，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对一些适合深加工的产品譬如马铃薯等进行深加工。
另外，还可以考虑利用国际市场，将过剩的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再者，要加强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由地方政府出面选定合适的蔬菜生产基地，保证本市的蔬菜供应，并且每个城市要选择几个核心的蔬菜品种给予政策支持。譬如说，政府对蔬菜收购设定一个价格，一旦市场出现价格波动，菜价过低，地方财政就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补贴农户，不至于让农户因为赔钱而丧失种植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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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中国最大的土豆生产基地，产量约占全国产量的七分之一，从2009年0.5元一斤到2010年1元一斤，从2011年一斤0.3元左右，到2012年0.7元左右一斤，土豆价格在4年内上演了过山车。
多年来，部分农产品始终未能走出暴涨暴跌的怪圈。除了在暴涨时打击炒作、在暴跌时给予扶持之外，专家建议更应该建立一系列长效机制，保证农产品价格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上升，引导其远离暴涨暴跌的循环。
冷清的代办点热闹的地头
9月26日，一场中雨从早晨一直下到了中午，雨后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更添凉意。在上秃亥乡东土城村宝马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的马铃薯收购代办点，三五辆拖拉机、三轮车已经等待代办员验货装袋。
“价格每天都在涨，就这也没货，不好收。”代办员二林说。
“好一点的早在地里就被收走了，剩下的就是耙地的时候又捡出来的，自己拉来卖。”开自家三轮车前来卖土豆的村民樊季平话里话外透出了丰收的喜悦。
“早就有东北的货主跟我们订上了货，订金也给了，可是今年的土豆不好收呀，价高货少。”装袋验货的二林脸上愁云不展。
“像这么小的土豆，去年根本就不收，今年就连这也不多。”从拖拉机的斗子里往编织袋里挑拣土豆的二林的媳妇说。
半个小时内，不断有薯农开着拖拉机前来卖土豆，但是量都不算大。“比起去年少多了，去年门口都排满了。”二林告诉记者，主动拉到收购点卖的，都是一些种植面积小的散户。“种个3亩、5亩的，人家没法上地头收，才拉到我这儿了。”二林对于自己完成薯商交给的代办任务缺乏信心。
因为下雨，武川县路边的农田里很少有耕作的农民。车行了20多公里后，被一排停在路边的重型卡车挡住了去路。
一位操着浓重天津口音的司机师傅说，司机们去地里买土豆，车停在路上把路堵了。前边的一块农田里，七八个人正扛着装满土豆的编织袋往回走。
“我们不准备大批地卖，想在窖里放一段时间再卖，按照以往的行情，过春节时和第二年春天，土豆的价格最高。”薯农杨小林说。
在地里捡土豆的杨小林媳妇，每天都关注着东土城土豆收购市场的价格。她注意到，最近10多天，土豆的收购价每天都在涨，从刚开始的4毛多钱，已经涨到了每斤6毛7分钱。
“我打算租个窖，放在窖里等一等再卖，反正今年种的也不多。”杨小林告诉记者，租窖储藏土豆，每袋土豆的储藏成本为2元钱，每袋100斤的土豆储藏后损耗五六斤的重量，到出手时，每袋100斤的土豆出仓成本在5元左右。如果储藏后土豆每斤上涨1毛至2毛钱，每袋土豆则多挣10元至20元，薯农们的收益自然也就更可观了。
“像我这样的小户不多，大户们收土豆的车直接开到地头，直接装车，土豆不出地头就被抢购了。”杨小林说。
薯农的薯经
武川县的大豆铺乡，是武川县土豆种植大区，也是该县土豆种植基地之一。
9月27日，记者经过一片田地看到，一辆大型拖拉机拉着一架5副铁犁在农田里狂奔，犁片掀起的土壤随着拖拉机的前进翻动，随之黄灿灿的土豆出土了。在拖拉机之后就是捡土豆的农民，男的每天300元工资，女的每天150元工资。
“经过去年的波动后，我也总结了经验教训，今年土豆种下后，我就着手联系销路，我们600多亩土豆都已经预定出去了。”这片土豆的承包者老常说。
2010年，老常返乡承包村里的土地种植土豆，经历了从2010年的“高价”到2011年的“滞销”，2012年老常种地变得更“胆小”了。去年他将其中的800亩地全部种了土豆，但是土豆滞销给他带来了销售压力，虽然最后通过各种渠道将手里的土豆全部卖了出去，但是因为价格低，只收回了种子钱和人工工资，化肥钱赔了进去。种地赔了钱，这让投资400多万元承包地及购买各种设施的老常认识到了“种地也要讲究学问”。
今年老常改变了前两年的做法，他种了600多亩土豆，而另外200亩地分别种植了小麦和莜麦等，以此来防御由于某一种农作物的市场价格波动而引发的风险。可今年的行情让他又看不懂了，各地的客商直接到地头拉土豆，土豆又变成了“金豆”。
“我种了20多亩土豆，今年还打了两个土豆储藏窖，每个窖租出去也能挣5000多块钱。”在自家地里忙着起土豆的张羊换说。
2011年，张羊换种了80亩土豆，但是因为行情不好，赔了点钱。今年他也转变了观念。“种土豆风险大，我少种点儿。我建土豆窖出租赔不了钱，我给别人起土豆也可以挣钱。”经历了去年的“薯贱伤农”，早在今年年初，张羊换就筹划好了全年的农事。
按照计划，张羊换在农闲时建了两口窖，出租共挣了1万元左右；近20多天给种植大户起土豆，每天挣300元左右，共收入6000多元；自家种植的20多亩土豆，出售后收入2万元左右。今年张羊换同样收入近4万元。
“我这4万来块钱挣得轻松，没有太大风险。”老张的算盘是，明年土豆窖还能用，还能挣钱。
农产品如何走出暴涨暴跌怪圈
毫无疑问，今年土豆价格回归的背后是种植面积的缩水。
据记者了解，武川县的马铃薯种植面积较去年的70万亩减少了20万亩，耕地承包价格也从去年每亩水地200元，降到今年的每亩100元。
“过山车”行情背后的逻辑不复杂：价低伤农，必然会导致下一年该农产品种植面积减少，从而孕育下一轮暴涨行情；价格暴涨之后吸引农民纷纷扩大种植面积，又埋下了暴跌的祸根。
游资炒作固然是价格飙升的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农产品供给的剧烈波动，给了游资以可乘之机。如果每年供应量保持基本稳定，游资也就失去了可以炒作的“题材”。因此治疗“暴涨暴跌症”，应把重心落在稳定供给量上。
专家建议：首先，基层政府部门和协会组织应当在种植前后各个环节，注意收集田间地头、流通环节的各类信息，进行汇总，然后通过权威的平台发布信息，将各地各种农产品的种植面积、产量、销售量等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让农户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了解农产品市场信息和走势，引导其规避“追涨杀跌”，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并按照供需关系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
其次，鼓励农民“抱团”建立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农户组织起来，发挥规模生产的优势。一方面，专业合作社可以对市场信息进行较为充分的收集和处理，从而为种植决策提供相对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也便于政府部门和协会组织采集信息。与此同时，专业合作社可以增强议价能力和市场风险承受能力，其可以绕过中间商，直接与终端销售渠道联系，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
第三，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国家收储体系。目前我国只有针对稻谷、大豆、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收储制度，尚没有将绿豆、大蒜、土豆等小宗农产品纳入其中。虽然这些小宗农产品所占权重不大，但农产品的价格联动性比较强，小品种的涨跌也可能带动农产品整体变化。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将收储制度扩大到小宗农产品领域。事实上，由于小宗农产品总量并不大，稍作储备，就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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