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基因沦为商战武器，政府纠结中 |
| 2013-7-1 |
政府展开“转基因”舆情调查利益集团隐现
自从农业部为三种转基因大豆开出安全证书，允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转基因致癌说出现，一石激起千层浪，转基因成为了社会舆论热点。
记者获悉，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逐一走访转基因大豆油的主要品牌福临门、金龙鱼等，展开舆情调查，根据这一舆情调查结果，政府将展开转基因的知识传播等工作。
其实，转基因问题早已成为食用油行业内商战的“工具”，每当节日或销售旺季，各种利用手机短信、网络传播的转基因有害便会“排山倒海”般地出现，花生油品牌、进口大豆油品牌、国产大豆油纷纷“登台献艺”，呈现一片乱战。
转基因沦为商战武器
利用转基因问题攻击商业对手，在大豆主要消费领域食用油行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与转基因食用油对立的有两大阵营——花生油和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油。
2010年9月，任职于北京赞伯营销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郭成林在数个网络论坛和自己的博客上发布题为《金龙鱼，一条祸国殃民的鱼》，指金龙鱼的食用油产品使用转基因作物，严重危害健康，会致人丧失生育能力，并使用“断子绝孙”等表达。
而在此前1个月，郭成林所在的赞伯公司刚与金龙鱼的竞争对手山东鲁花集团签订商业协议，为鲁花的食用油产品提供整合营销服务，该项目正是由郭成林负责。根据判决书中的陈述，赞伯的服务费用为180万元，鲁花已支付了其中100万元。
金龙鱼食用油的生产商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向深圳警方报案，郭成林于当年10月23日被刑事拘留，最终被判损害商品声誉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多年来，金龙鱼与鲁花的竞争非常激烈，两者针锋相对的市场并非是小包装油的零售市场，而是每年下半年销售旺季的集体采购市场，也被称作团购市场，即大量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批量地采购用于福利的食用油，其市场规模可达到千万元。在这一食用油团购市场，几乎只有金龙鱼和鲁花两个品牌占有最强势的优势。
“每到旺季的时候，我的手机、微博和网络论坛上，就会接到短信，看到网贴，说金龙鱼食用油是转基因产品，食用会出现健康问题。”金龙鱼深圳一位市场人士向记者表示。
“我们也不好说是谁干的，但是，我们确实在团购市场的份额下降非常快。”上述人士表示。
而花生油原料取自花生，不存在转基因的问题。
除此以外，来自黑龙江的国产大豆企业也攻击过转基因大豆的使用企业，甚至称同样生产转基因大豆油的中粮集团福临门为“卖国贼”。我国非转基因的大豆主要产自黑龙江，转基因大豆全部是进口。
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不久前就语出惊人，“转基因大豆或致癌。”
记者注意到，黑龙江省大豆协会主要会员单位基本使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趋势是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商业利益让政府纠结
实际上，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种业完全掌握在国外企业孟山都和杜邦集团的手中。
国际转基因种业公司孟山都在发给记者的资料中显示，中国农业部为三种转基因大豆开出安全证书，其中一种将被孟山都推广种植在巴西。
因为中国没有开放转基因的种业，孟山都驻中国公司一直处于不瘟不火的销售状态，在其中国区CEO的采访中，孟山都自己就提出，问题敏感度不设限，其CEO也明确表示：“期待中国开放市场，未来只有转基因才能够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问题。”
一家大型外资压榨企业的高层向记者表示：“在转基因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也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
中国耕地资源有限，应该尽可能地用来种粮食，而不是大豆这样的非重要的、可替代的粮食品种。而一旦进口，就只有转基因大豆一种选择。”
除了耕地的困难问题外，“中国的转基因技术很不成熟，因此，种植转基因大豆，其种业就要全部被国外垄断，这也是政府不愿意敞开种植的原因。”
央企中储粮既收储转基因大豆，也收储非转基因大豆，其油脂公司副总王庆荣表示：“现在社会上对转基因问题还停留在雾里看花阶段，更多的情绪是对整个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惧。只能说，在一级大豆油中，已经找不到转基因因子。”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吉萍是国内唯一获得美国和欧盟机构授权的非转基因产品认证专家，“现在，在国外，非转基因产品能够卖更高的价格。只是在国内，我们食用糕点的发酵菌中也都是转基因的，转基因已经无处不在，不用特别恐慌。”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逐一走访转基因大豆油的主要品牌福临门、金龙鱼等，展开舆情调查，根据这一舆情调查结果，政府将展开转基因的知识传播等工作。
相关文章：转基因大豆争论背后的市场逻辑（中国产经新闻报）
支持和反对双方都没有拿出足够击败对方的直接证据
6月10日，路透社在巴西利亚报道，巴西农业部透露中国已批准进口3种转基因大豆(4585,-36.00,-0.78%)新品种。其实，中国批准进口巴西新品种转基因大豆早有征兆，6月初，一场中国-拉美农业合作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但这则消息随后还是在中国国内再次掀起了关于转基因农作物安全性话题的热议，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更是抛出了转基因致癌论。
围绕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支持派和反对派迅速开始了新一轮的辩论。但与前几年相比，双方的辩论都在以相对理性的态度试图向公众展示各自的“科学证据”，并争取己方观点得到大多数非专业群体的认可。不过就目前举证方式来看，支持与反对双方在证明力上都还没有拿出足够击败对方的直接证据，都在试图把对方的非专业资格作为己方的进攻点。转基因支持派人士认为反转派人士没有相应的专业背景，而反转派人士则认为转基因的安全性评价是尚未有定论的世界级科学问题，国内专家对安全性评估的责任伦理值得怀疑。
“反转派”评估转基因安全性的逻辑出发点和伦理是“预防性原则”。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顾秀林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预防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智慧，尤其是遇到了完全不了解的东西、面对完全不确定的局面和预见到后果将无法预知的时候；对待科学，我们应该放弃迷信，更何况科学界也有利益集团。
针对本轮舆论风波，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做出的回应可以概括为“随大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于发公开表示，农业部近日批准的三个大豆品种除输出国已批准相同用途外，也在多个国家获得批准。
其实，农业部在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必要性问题上一直坚持国内土地资源短缺的观点。如果不进口转基因大豆，国内至少需要4亿亩耕地来种植国产非转基因大豆；而在前几年的争论中，这一土地缺口曾经是3亿亩。但反转派人士则坚持认为，只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产量，国内土地足以保障国内需求。从建设性角度，国内反转派主张在国内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方式。不过，农业生产方式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涉及到市场和社会问题。就连生态农业专家、中科院植物所蒋高明研究员也对记者承认，如果大规模推广生态农业，会有很多现有农业产业链上的行业团体反对，首先就是农药和化肥企业。
如果把黑龙江大豆协会的转基因致癌论视为一种营销手段和口号，那么从消费产品定位角度看，反转派主张的生态农业则是典型的价格和资源错配——有机生态食品目前的价格定位是针对高端消费者，如何用来解决低收入消费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预防问题。而近年来国内农业的现实状况是，由于从事农业生产效益低，耕地资源在加剧而被闲置。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对记者表示：“其实按照杂交水稻一年两季的产量计算，中国有10亿亩耕地就完全可以保障口粮安全。但现在湖北、湖南和安徽等南方传统粮食调出省份的农民更多的是选择只种一季水稻。”
针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性争议，如果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持有警惕态度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并非没有除拉丁美洲以外的合作伙伴进行选择。记者获悉，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初步考察，一些东欧国家比如乌克兰的农业生产成本和南美国家相差无几，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与黑龙江省也已经启动大豆产业领域的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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